黑水城唐卡与敦煌晚期壁画年代考证之谜:天天热消息

黑水城遗址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额济纳河流域，是丝绸之路上现存最完整的城址之一。自1909年始，这里出土了大量的佛教绘画，其中有藏传风格的唐卡五百余件。这些唐卡保存完整，制作精美，色彩光鲜，是研究西夏、元时期藏传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。而且，由于这批唐卡的风格与一些敦煌晚期壁画接近，所以又可以为那些无法判断年代的敦煌壁画提供断代标准。因而黑水城出土的唐卡成为研究敦煌壁画年代的重要史料。

黑水城的历史和发现

(相关资料图)

黑水城，蒙古语称为哈拉浩特，又称黑城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额济纳河流域，其遗址是丝绸之路上现存最完整的城址之一。

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。《西夏书事》载：“元昊地广兵众，因分左右厢立十二监军司”，“黑水镇燕”就是其中之一，是西夏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边防要塞。1227年元灭西夏。为解除西北边防的隐患，元世祖忽必烈于1286年在居延地区设置亦集乃路，黑水城被设为“亦集乃路总管府”，并进行扩建，成为元代河西走廊通往岭北行省的驿站要道。元朝灭亡后，北元政权与明王朝共存，亦集乃路属北元管辖。据史料所记，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，北元宣光二年）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，率兵西征，取甘肃，征伐扩廓帖木儿，俘获兵士马匹数万。后至永昌，败北元统治者太尉朵儿只巴，获得马牛羊十余万。之后，由于气候变化，水源枯竭，昔日的绿洲变成了荒漠，曾经繁华昌盛的黑水城终在14世纪末被废弃，湮灭于黄沙之中。

黑水城再次被世人知晓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。最早注意到黑水城遗址的是俄国人。波塔宁在其1884-1885年旅行报告中写道“他们（指土尔扈特人）说有一座古城叫额尔克哈喇布鲁克，意指黑水及东部支流岸边的黑城；他们说，那里还可见到不大的城垣，即小围墙，四周有许多沙埋的房屋遗迹。挖掘黄沙就能找到银器，小城四周则为流沙，附近无水。”但波塔宁及后来的奥布鲁切夫对黑水城的探寻都以失败而告终。直至1908-1909年间，通过贿赂当地贵族，科兹洛夫三次到达黑水城遗址，盗掘了大批文物，包括大量的佛经、佛画、文书、字典，以及历法、天文、文学等书籍，还有以汉文、西夏文、藏文、回鹘文、蒙古文、波斯文等各种文字书写的各类文献。这些珍贵的文物被运往俄国并在圣彼得堡展出，引起极大的轰动。这次发现与殷墟甲骨文、居延汉简、敦煌遗书被并称为“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”，为之后的西夏学和其他各项研究奠定了基础。黑水城也因此闻名世界。

黑水城唐卡断代的新思路

自1909年始，黑水城出土了大量的佛教绘画，其中有藏传风格的唐卡五百余件。这些唐卡保存完整，制作精美，色彩光鲜，是研究西夏、元时期藏传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。但遗憾的是，黑水城唐卡描绘的图像在文献中没有记载，也未发现任何有准确纪年的题记，这些唐卡的年代、绘画风格和起源成了一个研究难题。

目前，学界大多将黑水城出土唐卡悉数归于西夏，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画面上常有西夏文字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西夏文并非仅流行于西夏国时代。1227年西夏国灭亡之后，西夏文非但没有随之灭亡，而是进一步发展了。在元代，西夏文同藏文、回鹘文一样，也是流行全国的文字，行用于西夏故地之外的其他地区，如河北、河南、江浙等地。因而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献，也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为元代之物。再者，作为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驻地的黑水城，仍然沿用西夏旧称“亦集乃”，亦能说明元代沿用西夏文。此外，元以藏传佛教为国教，有用西夏文书写的佛经。由上述三点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唐卡上的西夏文字也可以是元代时的沿用，而不能因此直接就断代为西夏。

另外，西夏与藏传佛教的接触，始于1159年。是年，夏仁宗遣使入藏，专程迎请藏传佛教高僧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。都松钦巴遣弟子藏索格西来到西夏，被仁宗尊为上师，开始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。藏传佛教真正对西夏形成大的影响，应自藏索格西到达西夏始，至1227年西夏灭亡。藏传佛教在西夏国的流行大约在半个世纪左右，也就是西夏晚期。因此，关于唐卡的年代，应以藏索格西1159年抵达西夏的时间作为其断代的开始，以汉地风格丝质卷轴画《戴冠佛》为下限。此幅《戴冠佛》佛右手持有“天元通宝”的钱币，“天元”年号是北元末代皇帝的孙子脱古思帖木儿于1378年起用的，他于1388年战死。这年明朝军队在捕鱼儿海（今蒙古东部贝尔湖）获得胜利，此后元朝便灭亡了。那么黑水城应当在14世纪80年代仍然存在。因此，以《戴冠佛》（1378-1388）作为黑水城唐卡断代的下限应是比较切合实际的。

黑水城唐卡与敦煌壁画的关联

黑水城出土唐卡，主要由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融合而来：汉式和藏式。汉式绘画主要融合了唐、宋、元宫廷院画及文人画的绘画风格，最典型的如俄藏X·2439号《水月观音像》，与瓜州榆林窟、东千佛洞所绘《水月观音图》的绘画风格如出一辙，深受宋代的影响；藏式绘画主要是印度、尼泊尔和藏地的自身风格，如俄藏X·2332号《药师佛》。当然，这种藏式风格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，因为其中也融合了汉式风格，所以要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和梳理，才更能完整地阐释其意义。

作为显教和密教的交叉，黑水城绘画更多地表现了密教题材，开启了包括汉密和藏密两种密教系统绘画的先河。正因此，黑水城出土唐卡在佛教艺术史中，时间上是衔接唐代至宋元的链条，空间上则贯穿起汉、藏、回鹘、蒙古和中亚、印度、伊朗之间的联系，是传世甚少、鲜为人知的原始材料，阐发了特定时代相关地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相互关系。

追溯其来源或同类型的艺术表达，我们不得不将视角转向敦煌地区所保留的内容丰富的晚期壁画，黑水城出土唐卡的题材和内容在当中都有所表现，但其形式却又不完全一致。

作为敦煌艺术之后的转变，黑水城出土唐卡可以和敦煌莫高窟、榆林窟等石窟壁画相互印证，对前者的发展轨迹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。敦煌藏经洞封闭于西夏入侵之前，因此在藏经洞遗画中没有类似的唐卡出现。但是，西夏时期的壁画却大量保存在敦煌壁画中，如藏经洞外壁就是西夏时期的供养菩萨画，采用“沥粉堆金”的绘画技法，非常强调线条的表现作用。榆林窟第3、4号窟中的普贤、文殊经变画，则充分表现了宋元宫廷院画、文人画的特点，甚至有可能是同题材绘画的母本。

此外，就敦煌石窟断代而言，唐五代以前已比较清晰，回鹘、西夏、元代石窟的分期断代则比较混乱，尤其是西夏与元代的分期断代。黑水城出土唐卡，对于敦煌西夏与元时期的壁画定性、定量的研究，都是重要的时空坐标，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。如果将黑水城出土唐卡和敦煌壁画进行比较研究，同时结合敦煌、酒泉、瓜州等地出土的文献、碑刻等资料，找到一个能确定为元代的石窟壁画，则能推动西夏、元的壁画断代研究，为敦煌晚期石窟断代提供新的依据。

李甜，系甘肃政法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；本文系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博士基金项目2021QB101阶段性成果